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。但这些发布很健忘——忽略了“死亡质量”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。
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，发布了《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》报告：英国位居全球第一，中国大陆排名第71。
“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，而是如何死掉。”
不得“好死”——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。
01
1999年，巴金先生病重入院。
一番抢救后，终于保住生命。
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。
“进食通过胃管，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。”
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，
“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，
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。”
长期插管，嘴合不拢，巴金下巴脱了臼。
“只好把气管切开，用呼吸机维持呼吸。”
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，
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，
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。
“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。”
哪怕是昏迷着，哪怕是靠呼吸机，
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。
就这样，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。
他说：“长寿是对我的折磨。”
02
“不要再开刀了，开一个，死一个。”
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、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，
2015年起，开始四处去“拦刀”。
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，
“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。”
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，
首选就是开刀，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。
“就是先把大山（肿瘤主体）搬掉，
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。”
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，
“其实开刀不但没用，还会起反作用。
晚期肿瘤扩散广，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，
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，
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，
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，
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。
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“转化治疗”，
“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，
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，让其缩小或慢扩散。
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，
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，
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。”
所以，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“肿瘤医生”，
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，
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，
“这有本质的区别。”
03
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，
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，
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？
2011年，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，
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——《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？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，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》。
“几年前，我的导师查理，
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。
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，
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。
他第二天就出院了，再没迈进医院一步。
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，
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，
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。”
穆尤睿发现，其实不只是查理，
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，
“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，
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，
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，
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。”
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，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！
“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，
被东开一刀，西开一刀，
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，
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……
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。
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：
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，请你杀了我。”
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，
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。
当医生询问“是否采取抢救措施”时，
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：“是。”
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。
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，
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“不要抢救”的小牌，
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，
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。
“这样‘被活着’，除了痛苦，毫无意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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