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喜欢用“玫瑰”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，“太轻太花哨了，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”。
一个老朋友也认为“玫瑰”太轻了，她说，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，像磁铁一样，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。
毕业后，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，他说，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，“从李先生身上，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”。
探求“钱学森之问”
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。
81岁那年，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，从1998年到2011年，每周一次，总共办了600多场，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。
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“名角儿”。黄祖洽、杨乐、资中筠、厉以宁、程郁缀、沈天佑、高登义、甘子钊、饶毅等名家，都登过这个大讲坛。
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：农村问题、中国古代文学史、天体演化、昆虫、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、美国总统大选、天津大鼓等等。
“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。”有人感慨。
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。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，从主题到时间确定，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。确定了主题，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，她说，不能贴得太早，也不能贴在风口处，以免被风刮跑了。
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，全都是免费的。有一次，她邀请甘子钊院士，“老甘啊，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，最多给你一束鲜花”。甘院士说：“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，鲜花也免了吧。”后来，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。
等到94岁那年，李佩先生实在“忙不动”了，才关闭了大型论坛。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，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，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，“除了寒暑假，平时都风雨无阻”。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。
有人回忆，在讨论“钱学森之问”求解的根本出路时，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。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“要靠民主”四个字，紧接着，郑哲敏院士说：“要有自由。”随后，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“要能争论”。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、美妙极了。
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。李政道说单用一个“答”字不太合适，所以用了“求答钱学森之问”。李政道说，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，“要创新，需学问，只学答，非学问”。
喜欢音乐、年轻时编排过《白雪公主》，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，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。
春节时，李政道用炭笔画虎、画狗，当贺年卡送她。他俩认同：“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都追求着深刻性、普遍性、永恒和富有意义。”
当然，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，不管自家客厅里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。
她反对大学扩招。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。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，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、化学学院，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。她反对“北大要把1/3副教授筛选下去，改革进行不下去”的悲观论调。
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。“要坐得住，不要赶热闹”。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，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。
在她90多岁的时候，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，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，翻译成中文，出版《钱学森文集（中文版）》。对外人，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，却很少提郭永怀，旁人说李先生太“大度”了。
“我一点儿也不孤独，脑子里好些事”
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，几十年里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，她都拒绝了。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。
因为访客太多，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。有小朋友来看她，八卦地问：“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？”她答：“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，不会讲假话。老郭脾气好，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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