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们为“网红”不断喝彩时，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些真正为中国做过贡献的人？
这个时代成全了谁？又遗忘了谁？
李佩先生参观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
她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郭永怀的遗孀，被称作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”、“中关村的明灯”、“年轻的老年人”。
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。当时没有托福、GRE考试，她就自己出题，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。
81岁那年，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，从1998年到2011年，总共办了600多场。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“名角儿”，黄祖洽、杨乐、资中筠、厉以宁、饶毅等名家，都登过这个大讲坛。
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。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。几天后，她像平常一样，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。
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，李佩大脑的“内存越来越小”，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。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；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，“民国的人去哪儿了？”
在她狭小的客厅里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，60年间，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。钱学森、钱三强、周培源、白春礼、朱清时、饶毅、施一公……都曾是她客厅里那个沙发的客人。
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，甭管多大的官儿，都得坐小马扎。
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，如今，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，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，即使三伏天，她也觉得冷。前些年，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，她还特气愤，跟在后头追。如今，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
只有牙齿和胃，还顽强地工作着。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、林家翘家的饺子、钱学森家的西餐，那个时候，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。如今，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，爱吃蒜香面包，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。
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，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，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、日本人的刀、美国的摩天大楼，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。如今，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。
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。70多岁学电脑，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。晚年的她用10多年，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“百家讲坛”还早、还高规格的“中关村大讲坛”。
没人数得清，中科院的老科学家，有多少是她的学生。甚至在学术圈里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，只用提“中关村的李佩先生”，她就能收到了。她的“邮差”之多，级别之高，令人惊叹。
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，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，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“理所当然”、“舍我其谁”地请在这条道上，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“比院士还院士”。
她被称作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”、“中关村的明灯”、“年轻的老年人”。
“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”
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，就像她本人一样，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。
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、14、15号楼被称为“特楼”，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：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、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、23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。钱学森、钱三强、何泽慧、郭永怀、赵九章、顾准、王淦昌、杨嘉墀、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。
如今，破败不堪的“科源社区”牌子，“科”字只剩下了“斗”字，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“疏通下水道”的小广告，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。这里不再是“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”，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，随便敲开一扇门，探出一颗脑袋：“王淦昌？贝时璋？郭永怀？没听说过。”
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。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。
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，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。
这座岛上，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。
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，是钱学森邀请的。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：“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，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‘办公室’，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，淡绿色的窗帘，望出去是一排松树。”“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‘挂了号’，自然是到力学所来，快来，快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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